（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2021年1月時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長俞大㵢（現任駐美代表）偕同外交部次長曹立傑前往南美洲東北端加勒比海濱的蓋亞那成立全球第二個以「台灣」為名的「台灣辦事處」，這是讓中共非常跳腳、差一點就跳進加勒比海的事，惟此事與美國未充分協調妥善，故僅只一天就撤館，結束「台灣辦事處」短命的一天。    

蓋亞那有三個，一是法國最大海外省的「法屬蓋亞那」（第二大為馬達加斯加附近的留尼旺島）一是已經獨立為蘇利南國的「荷屬蓋亞那」、另一是英屬蓋亞那，也於1966年5月26日年獨立，現為大英國協之一員，也是拉丁美洲唯一英語系的國家，這三國在大航海時代原都是由葡萄牙統治，後來逐漸演變成三國割據，在太平天國發動廣西農民革命後很多兩廣客家人紛紛往台灣、南洋、南亞、非洲、南美等地移民、跟著澳門葡萄牙開出的船隻在大海中搏鬥，最後累了就在印度洋或大西洋海中小島或海濱小村落落腳，所以三個「蓋亞那」和馬達加西加島及留尼旺島一樣都存在很多客家人生存的遺跡，蘇利南獨立建國的第一位總統鍾亞瑟就是客家人，馬達加斯加北部也有很多客家人身居部長級要職（南部大多是黑人），現在留尼旺島也有一位旅法第四代客家華裔現在台北敦化南路開設律師事務所。   

在南美洲東北端濱臨加勒比海邊的英屬蓋牙那於1961年獲得自治，1966年5月26日成功獨立建國；1970年2月23日當時的總理福布斯‧·伯納姆提倡合作社會主義而改國名為「蓋亞那合作共和國」，1980年通過「蓋亞那合作共和國憲法」規定「蓋亞那是一個正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主權國家，應被稱作蓋亞那合作共和國」；因此世界第一個「合作共和國」於焉誕生。   

德國知名記者烏麗克‧赫爾曼所寫的「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同時她的副標題寫了「我們可以從史密斯、馬克思和凱恩斯學到什麼？」史密斯、馬克思、凱恩斯都是偉大的經濟學家，也都是「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不過在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魯諾所寫的「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乙書中還提到一位社會經濟學家羅伯特‧歐文倡導的合作經濟主義，他主張成立「合作村落」、聚居八百名至一千二百名村民在工廠或農場集體工作集體生活以形成一個自力更生的經濟單位並以此集體生產方式來促進個人生產力進而消滅貧窮，當時正是拿破崙戰爭結束之時，大約在1816年至1820年之間，整個歐洲經濟都非常蕭條，英國當然亦不能倖免，整個社會皆籠罩在不景氣的困阨之中，許多貴族和新興大資本家紛紛想方設法來解決這些社會經濟問題，否則麵包匱乏帶來的流血事件日愈增多且層出不窮，這時歐文的「合作村落」開始受到重視；1844年英國曼徹斯特附近羅虛代爾村落的28位紡織工人為了購買到較廉價又較優質的生活用品乃組織一個「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的合作組織並成功的永續經營下來，1855年該社社員便發展到1400人，1870年更發展到5560人，可見此合作社的服務受到英國人民之歡迎並且在各地成立營業場所俾利服務社員大眾。合作經濟學家都以「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為世界第一個合作社，並以羅伯特‧歐文為「合作經濟學之父」。    

這28位紡織工人將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定了七條主要原則：

一、     自願與公開的出入社原則也就是「自由出入社制度」。

二、     社員的民主管理也就是不受政府、政黨或大資本家干涉。

三、     社員的經濟參與、就是彰顯此為社員的經濟團體。

四、     自治與自立。

五、     教育、訓練與宣傳。

六、     合作社間之合作。

七、     關懷社區社會。

這裡第二點和第三點要特別說明一下，第二點的「民主的管理」就是不論出資股金多少都是一人一票，這就是一種「經濟民主」的體現，當然其副作用就是會影響企業資本的形成與大量聚資創造經營規模經濟的困難，所以第三點的「經濟參與」就在強化其參與性，合作企業與其他營利企業不同，一般營利企業是按出資額作為表決權之依據並按出資額分配盈餘，但合作企業是按交易額分配盈餘，蓋合作企業之盈餘（或結餘）是由社員交易而來，也就是社員多使用合作社之服務而創造出來的盈餘，在美加地區還有很多合作企業是按交易額充當表決之權數而非一人一票的原則；在歐美也有很多合作企業不叫「合作社」，譬如第一家合作社叫作「公平先驅社」，所以要鑑別是否為合作企業就要看其有無符合上述七個合作社原則；事實上經過二百年來的演變已有很多合作企業精神傳入一般營利企業之中，譬如合作企業很重視的「消費者權益」、「食品安全」現在都受到一般營利企業之重視，勞動合作社很重視的「勞工權益」現在亦獲所有社會大眾之重視；另外現在還有很多企業採積分積點制來回饋顧客，這一點也很類似合作社之社員制，只是合作社之分配盈餘是法制化亦是由社員主動式的，而一般營利企業按積分積點回饋顧客是被動式，啥時候回饋？或回饋多少完全由企業主決定、顧客完全無置喙餘地，故只能「得知我幸、不得之我命」耳。   

按照國際合作社聯盟2018年統計資料顯示全球共有300萬家合作社，社員總數約8億多人、佔世界總人口12%左右，全球合作社創造2.8億就業人口、約當全球就業總人數之10%，這些偉大的貢獻人類經濟社會活動讓聯合國不得不重視它的存在，故而聯合國大會乃於2012年訂為「國際合作社年」。    

其實各國對合作社之重視程度不一，泰國在中央政府設有「農業合作部」，印尼設有部會級的「合作社及中小企業署」，中華民國在訓政時期至行憲初期設有社會部合作司，後來逃出中國大陸避難台灣孤島就苟延殘喘降格為「內政部社會司合作科」，以一個科級單位去承擔憲法所定的「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就太沉重了，畢竟「科」距離「國家」還是太遙遠了，所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合作事業真的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矣！   

其實台灣的合作事業與中國大陸之淵源非常稀少，台灣的合作事業大多傳承自日治時代，譬如原扮演合作社銀行角色的「台灣省合作金庫」（現已改為商業銀行性質的「合作金庫銀行」）是傳承自日治時代的「台灣產業組合協會」由台灣290多家合作社聯合組成，故為名符其實的「合作社的合作社」，但現在改為商業銀行其作為合作政策輔導的政策任務角色就較無血統淵源了。    

至於中國的合作經濟思想亦起源甚早，北京大學前圖書館館長陳獨秀早期就信仰馬克思的社會經濟思想，其中合作經濟思想就是其主流之一（它還有另兩個主流是階級鬥爭和勞工運動），所以陳獨秀與時任圖書館助理毛澤東在創立「中國共產黨」時就將馬克思這些思想精華照本宣科，只是陳獨秀還是照著馬克斯思想主張「勞工革命」，而毛澤東則認為當時中國工業未興、農業還是佔有中國總體經濟90%以上，故在中國搞勞工運動與勞工革命較不切實際，最佳策略還是仿效洪秀全搞「農民革命」，至此兩人思想理念出現一些差異性遂分道揚鑣，毛澤東回到湖南家鄉創辦「湘西評論」並創辦「農民講習所」以訓練農民及宣揚共產主義的農業合作思想，不過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那年）劉少奇還是在江西安源成立「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營業面積約140坪、社員最多時達13000人，惟因其以服務為目的不以營利為目的故每年盈餘扣除成本只淨賺三十圓左右，又因受到省政府取締共產黨關係，這家中國最早成立的消費合作社遂於1925年9月被勒令停止營業，前後僅經營三年又二個月，不過迄今此地尚存在「安源路礦工人合作社紀念館」。    

毛澤東回家鄉湖南大搞共產主義的教育訓練與宣傳還猶感不足，他想搞一個革命根據地然後訓練一支軍隊才能和貪腐成性專制獨裁殘暴不仁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及各地軍閥一爭長短，1927年10月23日毛澤東決定以贛南湖南交界的井岡山為農工革命根據地，他在此組織一支紅軍，並推行土地改革、組建農業供銷合作社並要求土豪交出土地分配給佃農或貧中下農，若不和平交出土地者就「殺土豪分土地」，因此很受佃農與貧中下農之歡迎與支持，農民耕種自己所有之土地都認真日夜打拼，因此農產量大增，農村亦現出一片欣欣向榮景象，毛澤東又利用農業供銷合作社經營這片新開發出的「農業合作村落」，農民減少中間剝削所得都大量提升，農民將這些所得捐獻部份給紅軍司令部、也將部份收成拿去紅軍部隊勞軍，還主動於農閒時參加軍事訓練、更鼓勵男丁子弟參加紅軍，因此紅軍由毛澤東上井岡山的八百餘人到「朱毛會師」正式成立紅軍的一千五百多人迅速增加到三萬人，並在三年內增加到二十萬餘人；1931年11月7日毛澤東在瑞金成立第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是中華民國建國後第一個「國中國」，這個蘇維埃共和國之基本國策就是「土地改革、修橋造路、成立各類合作社」，所以若無蔣介石的五次圍剿而讓此共和國成功建國，他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個「合作共和國」。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開始歷史上偉大的「長征」之途；瑞金地區美好的政績就留給蔣經國太子來接收了；直到現在「中國農產品供銷合作社」還是世界最大的合作社，中國百分之九十五農產品由它經手供消，年度總營業額達五兆人民幣，其合作社理事主席（採主任制）為正部級職務（就是部長級），打自它加入國際合作社聯盟開始每屆一定擔任首席副理事主席，除非他不幹而派副主任代表也是由副主任擔任首席副理事主席；再來是國際合作社聯盟亞洲區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也是由中國農產品供銷合作社主任長期擔任，蓋全球沒有一個合作社業務規模可與他相抗衡或相媲美，大家只好哈腰拱手拜謁見老大了。    

蔣經國1937年率妻兒自蘇俄回國，1939年被他父親派任為少將階江西省保安司令兼贛州督察專員統管10個縣，1940年並親兼贛縣縣長（其中還包含瑞金地區），他在此「推行新政治、建設新贛南」，蔣經國在此的政績被譽為「政治奇蹟」，其實這是國民黨蔣幫集團歌功頌德粉飾美化太子治理贛南功績的把戲，蓋蔣太子和毛澤東都是受過馬克思斯主義薰陶的人，蔣經國當然非常了解毛澤東那套社會經濟建設之方略方針，因此就「毛規蔣隨」（包括多方找女人侍寢玩樂），蔣經國對合作社經營也不陌生，因此也就在贛南大搞合作運動；中國國民黨蔣幫集團在抗戰時或敗逃台灣後都大吹蔣經國的贛南功績，他們所沒老實交代的是這些偉大功績都是站在毛澤東的基建基礎上發揚光大的，沒有毛澤東這些基建基礎蔣經國可能只剩下白色恐怖特務統治與玩女人的成績單而乙。    

新中國建國第二年、當時的國家副主席劉少奇和副總理鄧小平就主張以農業合作社來振興中國農村經濟，結果創造連續三年的農業大豐收，後來毛澤東以集「黨政軍教情特」於一身的人民公社取而代之，毛澤東宣示人民公社之經營方針為「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畫、由社決定、適當累積、合理調劑、物質勞動、等價計算、按勞分配、承認差別」，這看起來是很理想的指導原則，可惜在「吃大鍋飯」與及「不科學之管理」之下又在一片欺下瞞上造假成風的因果循環中，大部份的人民公社都走上經營不善最後被「承包制」所取代；其實世界上成功的「公社」很多，「巴黎公社」就是最典型的經典，台灣目前的新竹縣司馬庫斯也是一個很成功的原住民「公社」，而司馬庫斯就是仿效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吉布茲」，這些都是當前世界上很成功經營的「公社」典範，為公社社員（居民）提供安居樂業的高水準生活；不過台灣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專制獨裁暴虐無道統治時期是很畏忌談合作社的，因為很多人不甚了解合作社就將其與人民公社相提並論，而兩蔣父子一聽到人民公社就想到毛澤東，一想到毛澤東就全身發抖作惡夢造成神經衰弱呼吸困難氣若游絲，造成周圍文武大官亦感染斯疾，所以大家干脆有志一同將國父思想民生主義中的合作事業束之高閣冷凍起來，直到農業經濟博士李登輝繼承大統解除戒嚴實施真正的自由民主政治，解除黨禁報禁還給人民真正的結社自由，合作社才能再開放自由成立登記，但因此時台灣社會已完全浸淫於高度激進的資本主義之中，一定要碰到資本主義的懸崖深淵才會再重新思考資本主義之惡質與及治療此惡疾之良方；如今這資本主義惡疾已然出現，而共產主義也已於上世紀末就面臨崩潰瓦解，現在只剩古巴與北韓再繼續揭櫫共產主義的大旗而讓人民在艱辛困阨中生活，而連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重新打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然不管啥特色只要是「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這點是無庸置疑的經濟學原理；這是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掌控生產機具與原材料之資本家興起，國王或王公貴族（在日本為武士）所掌控之生產經濟活動逐漸瓦解，新興的資本家以自由競爭、自由交易或自由貿易為手段的自由企業經濟制度，所以「市場經濟」再怎麼摸脂檫粉都是一種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制度，是逃不過生產過剩與產銷失衡及貨幣價值遭受產銷失衡之衝擊所產生的災害；中國經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終於也漸漸碰到生產過剩、貧富日愈懸殊及物價日愈高漲、名目所得日愈增加、實質貨幣所得日愈減少的資本主義病態，政治經濟問題也日愈層出不窮；而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陸續碰到難解問題時，也許只有合作經濟制度可以為人類解決這些難題、展佈一番經濟新局面！    

2017年城市人口將近千萬人的首爾市長朴元淳曾計劃將首爾市建成一個完全「合作社化」的國際城市，可惜天妒英才而英年早逝致而壯志未酬就蒙主寵召了；而南美洲東北端的蓋亞那也已制訂憲法將逐漸建立一個「合作共和國」，這在全球合作運動的浪潮下無異是一個非常美麗亮麗的浪花；我曾在半世紀前的碩士論文「合作制度功能之研究」中提到合作制度有三大基本功能即政治功能、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蓋亞那主要強化這三大功能來為國家、社會及人民服務並佐以一些市場經濟來發展國際貿易，相信蓋亞那合作共和國必能建設成一個自由民主、富強康樂猶如北歐四國一樣高所得的經濟強國；吾人與一群信仰合作經濟制度的台灣朋友同道在此祝予最大的祝福。（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勁報總主筆、曾任立委辦公室主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