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中國合作經濟導師導師薛仙舟教授主張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採折衷方案以行合作經濟政策，這三者都是很大的題目也都有國家擇一作為建國治國之策略，那我們就來簡述這三大經濟主義之差異性及其整合後之效果。

資本主義乃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企業家大量使用資本於生產活動以爭取最大利益之手段，而馬克斯和恩格斯首先在「資本論」中使用「資本主義」一詞（據統計他們在資本論中共使用2600多次）；所以「資本主義」乃是指以「資本」掛帥追求最大經濟利益之經濟主張，為了追求最大經濟利益就必須追求經營效率、追求最小之經營成本以獲取最大之經濟收益，欲追求最小成本就要節省工料甚至要偷工減料，要節省勞動成本甚至剝削勞工，要節省資金成本甚至要與銀行勾結冒貸、超貸或違約等違法溝當，要節省土地成本甚至與政府勾結變更地目、私自圈用公地或私人土地甚至農地工用商用或大量興建住商兩用大樓林立，破壞土地正常用途與環境保護、景觀維護等；而且資本主義在追求效率時就會盡力使力的競爭，在資本主義競爭環境之下所有自然人與企業法人就要不斷的與他人做最原始你死我活的競爭，為了自身利益而產生很多負面影響，包括陷害、詐欺、貪腐等，競爭的行為固然有助於社會之進步但亦於為社會之發展，產生競爭之卑劣手段，為求勝利而無所不用其極，這些負面手段對人類社會之進步都有可能妨礙社會之正常發展；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常見的弊端。

所以資本主義對社會之進步有正面也有反面的，而為了爭取最大經濟利益（即利益之極大化）就往往要犧牲勞工權益或市場公平交易之秩序，例如聯合壟斷來控制市場，市場一受到壟斷則技術水平就很難提升、連帶著社會就會停滯進步；若市場受到壟斷式的控制而影響消費者或勞工之權益、則可能引起政府公權力之干預，對市場自由化競爭又將帶來傷害；若政府不干預聯合壟斷行為則財富將集中於壟斷者手中，讓社會財富分配更難平均－也就是貧富越來越懸殊，社會安定與社會安全都難以獲得健全的保障。所以資本主義的完全自由競爭以爭取最速之效率和最大之經濟利益變成刀之兩刃，對人類和社會都有好與壞的影響，也因此產生了共產主義經濟模式。

談到共產主義就讓台灣的老兵退將兩腳發軟兩眼發黑、讓台灣人民頭皮發麻、莫名其妙；蓋國民黨蔣幫集團在中國大陸被中國共產黨打得落花飄零七零八落毫無立身之處，大江南北到處逃竄躲藏都難以苟全性命於亂世，只好亡命海外孤島當遊魂；國民黨蔣幫跨海大逃亡後為了製造恐共氛圍來掩飾自己大敗之窘態故於教材或媒體中儘是教一些「萬惡共匪」或「殘暴凶惡陰狠的共產黨」，讓台灣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全無好感，經過五十年的教育或潛移默化，使台灣人民對中國共產黨都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國民黨在台灣的反共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算是非常成功也非常離譜的－因為謊話連篇、課綱教材或話劇劇情儘是撒謊騙人的把戲。

其實共產主義不似像國民黨惡意攻訐的樣子，共產主義有很多種，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盧森堡主義、左翼共產主義、狄托主義、霍查主義、基督教共產主義、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等等；其中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是無政府主義、是烏托邦式的理想國主義；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是極權式的共產主義，托洛茨基則是國際化的共產主義（就是第三共產國際）；美國和國民黨蔣幫在惡意醜化宣傳的是極權式的共產主義－他們把權力掌控在少數共產黨領導手裡，行以黨領政之「民主集中式制度」（把政治大權集中在少數領導人手中），所以他們是有政府的，他們和馬克斯恩格斯的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國是相衝突的，這也是國民黨蔣幫胡亂宣傳的地方－荒話連篇、廢話連章，斷章取意、不求甚解。

由於受到蘇聯頭子列寧和史達林及後來毛澤東之影響，大部份的共產國家都實施極權主義制度，極權制度是政治和經濟都不民主的制度，比資本主義僅經濟不民主還嚴重剝削人民的權益，這是20世紀的共產主義的大偏鋒；事實上實施共產主義也有民主制的如以色列的農莊實施的公有共產制度，台灣的錫安山、司馬庫斯也都是仿效以色列的共產制度（有如基督教式的共產制度），所以財產公有消費共享也是可以很民主的方式來進行，但是蘇聯和中國及很多第三國際共產國家卻因施行極權式的共產制度讓世人誤認為共產主義就是極權主義就是霸權威權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不飽穿不暖吃樹皮甚至易子而食的制度，加上東西冷戰時期美國和台灣蔣幫政權惡意反共宣傳結果，很多美國陣營（北約組織和台日韓等國）國家都把共產主義當做洪水猛獸、奸刁小人之類，實在是很胡說八道很以偏概全的。

共產主義的極端就是國家主義（可能被少數野心分子把持），資本主義的極端是所有資源資產資金控制在少數大財團手中，如現在的台灣、日本、韓國以及逐漸形成的中國各大財團割據局面；這兩者若不實施經濟民主其結果都是人民的經濟權益受少數人（財閥或官僚）所掌控所剝削，其結論是殊途同歸的。

所以在19世紀中葉有一些人為了抵制大資本家的中間剝削甚至掌控生活必需品而起來組織消費合作社，為了結合生產器具使之更有效率之利用而組織生產合作社，為了方便小額融資或增加存款收益而組織信用合作社等等各種合作社來服務經濟弱勢社員，如台灣都是小農制度故組織運銷合作社來充分運用運輸設備及更有效率的拓展市場以建立健全的規模經濟；他們運用「出入社自由」「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按交易額分配盈餘」（來限制資金對企業管理之無限影響力）「自治與自立」（故國民黨在合作社和農漁會設黨團辦黨提名制度是胡作非為的行為是應以譴責的）以及「社員的經濟參與」「重視社員教育、訓練」「合作社間的合作」「合作社協助發展社區」等公共利益之原則來節省生產成本、減少中間剝削來提高社員經濟利益；所以合作主義是民主的不似共產主義是極權式的，它是重視人的集合體不似資本主義重視資本結合體；合作主義是追求社員之最大經濟利益不似資本主義是追求大資本主的最大經濟利益；合作社是開放性大眾化企業組織不似公司企業是被少數大企業主把持掌控的封閉性組織，它是具有社會公益性質與社區發展並肩合作的非營利組織，所以近年來社會學家才會將合作企業列為最佳的「社會企業」，這是合作企業天然本質的特性，故是最適合平民百姓參與以解決生活生產生命問題之企業，是消除貧窮縮減貧富差距促進財富再分配的企業組織。

過去七十年間台灣國民黨政府實施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任憑資本家破壞環境、剝削勞工、詐騙消費者等胡作非為，國民黨也上下其手從中A錢牟利，結果就在上下交征利下，資本家為追求利潤極大化就毫無計畫的亂投資，因而發生十多年前的「葡式蛋塔效應」和現在式的「專門接待陸客的遊覽車和旅社投資過多效應」，可笑的是全年度觀光總人數依然增加而這些專門接待陸客的遊覽車和旅社卻要紛紛倒閉，為啥這些觀光資源不能用來接待其他地區遊客而必須找政府為「一個中國政策」負責，筆者愚鈍不明究理，只知這是資本主義毫無計畫亂投資之惡果之一；早期的共產黨則在新中國實施極端的共產主義，集政治、經濟、社會大權於少數人手裡，由少數人管控七八億人民之生活生產和生命，結果少數人「三生有幸」其他人則「三生不幸」；毛澤東駕崩後鄧小平三度臨朝主持軍國大政，他要讓一部份中國人民先富起來，因此就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就是經濟自由化但政治還是極權化（就是民主集中制），結果歸根究底所有生產資源和貨幣管制還是操控在「民主集中制」的中央少數領導人手中，人民購買生活必需品是自由化了，但原來擔任生活必需品配給角色的合作社也收攤打烊了，一種很好的制度就因矯枉過正而犧牲了；若真理性的妥善經營合作社，則全國消費者多少？生產者多少？協力廠商多少？一目了然，絕不會生產過剩或不足消費，不會浪費生產資源，而且生產者就是勞動者也是一部份的消費者，老闆與勞工合而為一，則啥一例一休就可能沒人要休了，蓋多做多賺都進自己荷包不會有太多進入資本主口袋（投資金額利率可能只比金融業高一點點而已）；所以合作經濟還是三者最有人性最有公平正義的經濟制度。

筆者撰寫本文不是要完全否定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其實這兩種經濟制度也都有良善的地方，尤其改良後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很多都符合合作主義之精神，所以三者應可以共存為國家之發展、社會之進步及人民之福址共同貢獻專材，應是最理想的「理想國」境界。（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