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1776年蘇格蘭哲學家兼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影響世界巨大的「國富論」，其真正的全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這本書奠定了經濟學之基礎也創立了「經濟學」這門學科；亞當斯密主張應該任由每個人的自由意志與自我利益去從事經濟活動，國家不須有太多之干涉，而這些自由經濟活動最後會被「一隻看不見的手」之「市場鐵律」所調和，使整個社會得到最大之獲益，故而他這套理論就因此創造出「自由經濟」和「資本主義」之近代經濟法則，影響世人與各國政府組織甚大。
九十年後（1867年）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兼哲學家兼社會學家馬克思發表「資本論」，馬克斯和他的好朋友兼金主恩格斯將包含「國富論」在內的古典經濟學派做了非常徹底的批判，馬克思認為資本家之利潤乃得之於商品與勞動之剩餘價值，剩餘價值越大則資本家之利潤越多，所以資本家為了獲取越多的利潤就必須極盡所能的壓榨剝削勞動者以創造利潤之極大化；因而創造出由政府干預控制的「管制經濟」（或稱計畫經濟）。
一百六十年來全世界就在這兩套經濟思想中競爭或鬥爭，絕大多數國家之經濟政策或經濟制度都受到這兩套經濟思想之影響甚至因而發生兩次世界大戰（若非有原子彈問世而且在日本創造極大的人類災難、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早就發生了）；其實人類還有第三套經濟思想就是「合作經濟思想」；1844年也是為避免工業革命後所引發的物價飆漲至使勞工階級實質所得下降、入不敷出、許多勞工都淪為「月光族」，為了解決這些生活上之困境，英國曼徹斯特28位紡織工人乃組織「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全球第一家消費合作社），這種合作社主張以「人」為本位不以「錢」為本位，合作企業按照消費額分配比例分配盈餘而不按照出資額比例分配盈餘，而且以「一人一票」之民主管理原則而不按照出資額比例加權作為表決之原則，所以資本主義的主角「資金」之重要性在合作經濟制度中受到相當的限縮，而國富論中所主張的「自由經濟」照樣可以自由發揮；相對的馬克斯主張的「勞動價值論」一樣受到極大的尊重，且以理性之策略來限制資本家之剝削而非像馬克思主張的「階級鬥爭」；若遇到經濟景氣異常波動時一樣可以實施「計畫經濟」或「管制經濟」，蓋其以人為結合體及按交易額分配盈餘，無形中對社員及其消費量或生產量都能做充分之掌握與控制，而不致造成像資本主義那種浪費資源之現象，所以合作經濟主義是走中間路線取「國富論」和「資本論」之優點而去除其缺點，是第三種發展經濟之絕佳主張，是台灣發展國民財富之至佳良方。
這樣的治國良方本來在孫逸仙的學說中有很詳細之解說，中華民國憲法中亦有完備之規範；可惜蔣介石攫取國民黨的黨權軍權政權後就大力施行資本主義之經濟政策，中華民國憲法公告實施未及半年（1948年5月10日）蔣介石就以「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將中華民國憲法覆蓋起來，使中華民國憲法淪為「民主政治、主權在民」的遮羞布；後來蔣經國的徒弟徒孫王昇和許歷農又弄了一些不懂三民主義的政工幹校學生到各校去教三民主義，因此一部非常高明的治國寶典三民主義就被國民黨這群寶貝教壞了，連社會上都瞧不起三民主義，一講到三民主義比吳樂天在講廖添丁故事還不如，國民黨總理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就被國民黨的徒子徒孫給全毀了；結果國民黨不但在中國輸到脫褲子，連在台灣都必須和資本家及軍公教人員勾結剝削台灣勞工的血汗錢，害台灣勞工一代不如一代，到這一代已有四百萬人左右月收入不到三萬元（佔全國勞工將近一半），年輕一代勞工無錢租房子娶妻子養孩子，為了增加收入只好鋌而走險去販毒或販賣槍彈武器或幹搶劫竊盜勾當，很多黑幫動則上萬人、其裝備武器都比警方精良，讓台灣社會埋下巨大之危機四伏，這是國民黨治理台灣七十年留下的極大禍根，足可撼震江山動搖國本，民進黨新政府切不可不慎之。
亞當斯密年輕時曾在格拉斯哥大學修習「道德哲學」，並也曾在此大學教過「道德哲學」，他還將他所教之內容編成「道德情操論」，可惜這對後人之影響顯然不及「國富論」主張的自由經濟和自由競爭、自由貿易之深遠，後人對放任的經濟以追求最大之財富較有興趣而忽略他對「道德情操」之修煉，因此國富論對後世社會之毒害就完全掩蓋他的「道德情操」之影響，所以後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批判「國富論」時就完全不提亞當斯密所提過的「道德情操論」，因為「國富論」所創造的國民財富之衝擊力道太大了，創造巨大的財富以滿足奢侈富裕的生活之誘因太大了，故所有的道德情操就很渺小很微不足道了；這是以「錢」為本之缺點，雖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古有明訓，但取之無道的還是很多或「盜亦有道」的也很多，所以都不如合作經濟「以人為本」的經濟制度，只要堅守「以人為本」，萬物以養民而生，完全做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天下為公之道德情操，就不用為自由競爭去無謂的浪費天下資源了。
過去一百多年來亞當斯密和馬克斯兩種經濟思想一直在以取代對方的角度而鬥爭甚至形成東西冷戰之局面，事實上大家不必如此你死我活的爭鬥，因為自由經濟制度與計劃經濟制度甚至合作經濟制度都有其優缺點，只要取其優點捨其缺點再視各國之國情狀況來決定各種經濟制度之比重，必能使各國經濟之發展達到臻善之境界、讓各國國民財富都能依其性質做最妥善之發揮，也讓各國資本做最妥善之安排，台灣當然亦不例外，所以過去國民黨政府極端不悅的合作經濟制度應該受到民進黨新政府之重視，多利用合作經濟制度及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各種社會資金和非營利企業組織或社會企業整合起來將台灣的庶民經濟大力振興發展，藉以提高那些偏低的國民薪資所得，減少資本家的剝削、減少社會資源之浪費，如此台灣國民財富必能大大提高，這是吾人對台灣「國富論」之簡單構思，特此求教各方社會經濟學大師們不吝指正。（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