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在台灣一提到「人民公社」就如看到洪水猛獸，這當然是昔日以「反共」為專業的國民黨蔣家集團所惡意加料宣傳的結果，致使大家一聽到人民公社就與「萬惡的朱毛匪幫」畫上等號、有如聽到殘暴的陳進興高天民一樣；毛澤東是把人民公社搞砸了，但人民公社也不是萬惡不赦的東西，若能好好正派經營那人民公社還會是一種非常好的制度；現在以色列實施的「基布茲」就是一種人民公社，另外咱台灣高雄那瑪夏區的錫安山也是實施一種「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人民公社式生活；新竹縣尖石鄉的司馬庫斯亦採取類似以色列集體農業經營方式也就是「人民公社」之型態，這些都經營得非常成功，除了高雄錫安山早期受到國民黨政府高壓壓迫圍剿、蔣經國下令特務部隊圍山包抄激起錫安山居民強烈反抗將蔣經國列為「暴君」「暴政」之外，現在台灣這兩處「人民公社」都被地方政府列為觀光景點吸引很多觀光客來觀光；可見「人民公社」不是啥洪水猛獸，只要好好經營也可以變成人間仙境世外桃源，足證過去國民黨蔣幫集團有多麼不正經多麼荒唐多麼胡說八道、騙人騙己。
新中國（中共）的人民公社源自於合作社，中共實施合作社制度非常早，早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三年）劉少奇就在江西省成立中國第一個員工消費合作社「安源路礦（煤礦與鐵路）員工消費合作社」（這煤礦礦工有一萬多人還有運輸煤礦的鐵路員工），惜乎在四年後在毛澤東代理總經理時被政府下令解散了；後來劉少奇在很多農村搞了很多農業合作社；1927年毛澤東與朱德、陳毅在江西省福建省交界的井岡山成立第一個共產黨農工兵革命基地並在山下的瑞金成立中華民國第一個「國中國」中華蘇維埃政府，毛澤東除了在此搞「土地改革」外還輔導農民成立農業供銷合作社大搞蘇聯式的「集體農業」；1934年10月中共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離開瑞金地區，1939年蔣介石派蔣經國當贛南行政專員統領贛南11個縣，蔣經國就「毛規蔣隨」也在此大搞農業合作社開創他的「新贛南」時代（這是蔣經國迄今唯一在中國大陸留下讓大陸人民懷念的政績）；1949年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庫一窮二白（蔣介石把黃金白銀都搬走了），1950年鄧小平在第三次全國軍事及政府委員會議上建議「以互助合作制度來發展農業」並成立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國務院副部級單位），在毛澤東主席裁決後通令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以開始邁向社會主義化；此時全國土地改革已完成大半以上（1952年10月全國完成土地改革），中國歷史上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所主張的「耕者有其田」終於獲得實現，農民生產意願都大為提高，各項農業生產額都大幅提高，最高幅度比1949年相比高達147%；如今再利用合作經濟制度來消除中間剝削，農民所得更大幅提高，所以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都非常支持中共的農業政策；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過「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之決議」將農村中黨的指導中心定位在互助的合作化運動上；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召集省及自治區首長講述「農業合作化問題」對於推行農業合作化不力或怠慢之省級首長提出檢討，毛澤東此一檢討帶來絕佳之效果，這年十月底農業合作化佔全國農家32%（七月底還不到15%），在三個月後（1956年1月底）就上升到79%，這年底又上升到98%，大幅度地朝向集體化農業邁進，接著就是朝向毛澤東「人民公社」之理想前進。
在筆者對毛澤東思想之研究，毛澤東在把蔣介石集團趕出中國大陸後企圖心（也可說是野心）更大，他已不僅在滿足於中國稱王，他更想稱霸於共產國際（也就是共產世界），甚至要「超英趕美」；所以他在還未完全統一全中國時就答應在「中國出人蘇聯出錢出頂尖的武器，中國打陸戰蘇聯打空戰海戰」的前提下參加「韓戰」（即朝鮮半島統一戰爭），這是毛澤東一石二鳥策略，如此不但可以讓金日成對他永遠感激涕泣同時也可訓練中國兵學習使用最先進俄製武器，甚至學習製造蘇聯最尖端武器，還要蘇聯協助中國發展原子彈以防美國發動原子戰爭，雖然這些在中蘇摩擦日益激烈後被取消了，但已為中國培養很多製造原子彈之人才；另外毛澤東利用建國初期幾年的農業大豐收時以農產品換取蘇聯很多先進武器，這些都是毛澤東展現稱霸共產世界之強烈企圖心；為了加速他強烈企圖心之實現，他搞了大躍進政策，又為了加速推進共產主義社會之實現，他又搞社會主義新社團「人民公社」，希望藉由合作社之大型化來加速農業生產（這也是另一種「大躍進」之方式）；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關於小規模農業合作社應該合併為大規模合作社之意見」，為了貫徹他強烈的掌握政策執行之意志，所以他更主張合作社之「一大二公」，一大是合作社要大型化以達到必要之經濟規模（所以師範畢業的毛澤東也懂資本主義經濟的「規模經濟」），二公就是要合作社公有化、公共管理化；毛澤東的理想社會主義就是以人民公社來取代地方政府，營造人民公社俱有政治功能（縣政府＝公社管理委員會）、經濟功能（鄉鎮政府＝生產大隊，村為生產隊其下面再細分為生產分隊）、軍事功能（民兵部隊，平時為良民戰時為良兵之民防功能）、社會功能（合作社原就具有社會功能）、教育功能；所以在毛澤東的理想人民公社組織是俱「社經政軍教」五大功能於一體的公營合作社，這與合作社經濟之父羅拔、歐文所主張的合作經濟制度及英國羅需戴爾公平先驅社之合作社六大組織原則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人民公社是否還能視為合作社之一種是很值得商榷的，不過其與十九世紀的法國巴黎公社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它為達成馬克思所主張之「依能力進行勞動、依勞動接受報酬」「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具有相同之意義；故以人民公社亦設置「公共食堂」和「公共住宅」免費供應吃住，所有食衣住行育樂教育全部免費由公家供應，到外地飲食則要糧票、行舟車要路票，結果最後人民公社亦敗亡在這種「吃大鍋飯」體制上，然毛澤東非常滿意這種「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公社生活，但他不知很多人太浪費也有很多人吃不飽，最重要的是不管工作賣不賣力偷不偷懶都有飯吃，所以大大削減整體邊際生產力，這是人民公社後來走向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在毛澤東強人大力號召下，至1958年8月底為止（成都會議後五個月）河南省共合併三萬八千多家合作社、設置一千三百七十八個人民公社，共完成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八；截至1960年底全國農業合作社都完成改制為人民公社；全國人民都「放開肚子吃到飽」，「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的公共食堂真是人間的天堂」，「免錢的飯當然要吃個夠本才能顯現共產主義的偉大」因而造成嚴重浪費風氣；加上很不幸的是1958年底到1962年初三年多時間中國大陸發生大飢荒，農業生產量大幅下滑，再加上「大躍進」政策讓中上級官員養成浮誇虛報產量以邀功之風氣，而中央領導階層尤其是毛澤東完全不察社會基層所面臨嚴峻的現實生活還一直往上徵收糧食，結果就在毛澤東野心勃勃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之「吃大鍋飯變態心態」下全中國餓死四千多萬人，其中很多是營養不良生病而死。
中國經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共舉行第十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創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其中恢復鄉鎮政府基層行政組織，及創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以提高農民經濟自主權利，因而許多人民公社陸續解散恢復農業合作社組織型態，1984年底全國絕大部份人民公社都解散改制完成，現在僅剩極少數，惟其已不具鄉鎮行政組織之功能了。
所以綜觀中共實施人民公社是失敗的，其失敗有毛澤東的強烈野心（或企圖心）及大躍進政策各級官員的浮報生產量及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只求私利不求公益之自私心態，當然也不幸遇到天然大災害，所以最後人民公社失敗了；結果讓國民黨蔣幫集團在台灣非常幸災樂禍，大肆宣傳人民公社的禍國殃民及共產黨的缺德不仁無能以致「老天有眼」「老天打臉」讓人民受苦受難飢餓致死來掩飾蔣幫集團擁抱資本主義勾結資本家欺壓勞工勞動者普羅大眾人民、以及國民黨政府貪汙腐敗以私害公的殘暴不仁本性，把民生主義束諸高閣、蔣經國的特務狗腿子還為政治鬥爭將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砸得稀爛非法網羅合作社理事主席吳振瑞入罪（最後李登輝總統以人民納稅錢辦理國家賠償並恢復吳振瑞名譽）；所以人民公社（最好不要公營）或合作社都是很好的經濟制度，只要妥善管理好好經營，以自由民主方式讓社員自由民主的經營管理，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在沙漠中經營農業不但自給自足還能外銷歐洲各國，可見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茲）就是最佳典範；民進黨政府應好好效法以色列的農業政策；雖然中國大陸農業曾失敗於人民公社，但二年前習近平主席還宣佈要以合作社制度來消滅中國西部的貧窮農民，可見人民公社不是啥洪水猛獸、合作社當然也不是啥洪水猛獸，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是洪水猛獸吧！（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