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四月二日早上台鐵又爆發大車禍，造成50人死亡200人受輕重傷的大災難，驚動全國各界與國際社會紛紛投以關懷及救助；當然很多政治人物或名嘴也紛紛搭起野台戲棚演一些難以入目文不對題的鬧劇，很多國民黨立委大力責難行政院長蘇貞昌及交通部長林佳龍要求下台負責，事發一週來我仔細觀察整個事件過程，蘇貞昌和林佳龍要負的政治責任應是監督不周，尤其鐵路局這麼重要的局長位子竟然會懸缺三個月，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其他的責任應該是鐵路局（工地業主）與施工廠商要負全責，尤其很可能有人謀不臧的問題；至於要追究政治責任那國民黨要負九成責任另一成則民進黨是責無旁貸的；我的經驗一開始就告訴一起看電視的太座這完全是「工地管理」與「營建管理」的責任，其他責任有待交通安全鑑定單位調查研究，毛澤東說「沒有調研就沒有發言權」，這方面我無調研故不在這方面發言，以免又陷入眾多媒體的臆測行陣中最後很可能會搞錯方向而難以查出真相做對症下藥的政策診治，就又釀成另一個大錯矣！

大約在民國七十三年的秋天內政部營建署召開第一次建築研究所籌備小組會議，記得當天下午我要到菲律賓參加亞太地區營造業聯合會大會（我是中華民國執行秘書），但我還是去參加籌備會並爭取發言，我的發言很簡要、我希望以後建築研究所多注重「工地管理」與「營建管理」之研究，對於現在台大或成大、交大已有的研究項目就不必再另起爐灶造成有限資源的重複消耗；發言完後就直接去機場搭機出國，也不知主席後來如何處理；不過直到四十年後的今天台灣還是發生這麼嚴重的「工地管理」問題，真的很令人遺憾；自「六年國建」以來就和台灣廠商有密切合作的日本營建業朋友對這次花蓮太魯閣大車禍的意見是「台灣工地管理習慣很差」，譬如台灣工人在工地不穿制服不戴安全帽不守時不守分不守法、工地到處是垃圾缺乏完整的安全標誌、甚至沒有安全圍籬、高處沒有安全護網、工程車機車亂停，這位日本朋友如果知道這次李義祥的工地就被他說中好幾項、而且都是很致命的幾項，一定會非常扼脘太息；我原本也不想寫這種可能被人看成微不足道的老問題，在台灣這種事早就司空見慣無人重視，但看到日本人的隔海「指教」只好再野人獻曝老生常談一次，將近四十年了我再想起當年的發言和五十條寶貴人命實在於心不忍、寢食難安，這四十年中民進黨執政不到十五年（陳水扁時代還是朝小野大被國民黨掌控的國會霸凌八年的時代），其餘都是國民黨在執政；其實日治時代台灣的工地管理就很上軌道，福華大飯店的創辦人廖欽福自日治時代就在管理工地，曾參加台灣當時三大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包括日月潭發電廠、嘉南大圳、桃園大圳等，從他的口述歷史就可看出日本人工地管理的高水準，也就是說台灣的工地管理是國民黨逃難台灣「馬馬虎虎習慣」所造成的，所以我說國民黨要負九成責任民進黨應負一成責任的道理在此，故國民黨立委和名嘴就甭客氣好好笑納並回去檢討吧，說不定還可以給國民黨帶來一些進步呢？

不信就再看這次的情況：為何鐵路局要求李義祥休假日停工而李義祥敢不遵從呢？是不是有啥把柄被李義祥抓住了呢？還是大家已然一家親呢？現在的調查已知「工地主任」李義祥曾經擔任民進黨縣代表而承包商東新營造公司負責人與花蓮縣長交情匪淺，也就是「永遠的執政黨」之典型，李義祥自己也有一家義程營造公司，很可能還有一家以上的結盟（或陪標）的營造公司在地方上玩「圍標」的勾當，所以才能「收攬」花蓮縣政府及鐵路局花蓮地區的眾多工程，我以前在全國營造公會服務時曾想仿效「韓國建設共濟組合」成立「台灣營建銀行」來杜絕借牌圍標之歪風，結果因故未能成功，沒想到吾人離開全國營造公會近三十年，借牌圍標還是那麼猖獗，營造業真不長進政府亦不長進，真的很令人難過。

鐵路局在日治時代元是很「高尚高級」的工作，所以薪水較一般單位高很多，四十多年前我讀研究所時有同學父親服務於鐵路局工務段技工小主管，當然是日治時代就入局服務的，當時薪水就比一般行政機關科長還高，國民黨逃到台灣以後因鐵路局是高薪機關，所以較有「辦法」的都想法鑽進鐵路局（或銀行、中央信託局）服務，惟因草包很多不像日治時代進去錄用員工的專業，故薪水就降低一點，但國民黨還是安插數十位退將在鐵路局擔任顧問，坐領乾薪當台鐵的「剩閒」米蟲；蔣經國在推十大建設時因體認到台鐵是個發大財的賺錢單位，故鐵路電氣化的經費全部由鐵路局自己統籌，中央政府不再補助，從此鐵路局開始入不敷出，年年虧損，（還有中山高速公路通車帶來的壓力），此後進局服務的薪資就變成第三級（和美援會、經合會、經建會三級薪資情況差不多），後來高鐵又通車，連飛機國內航線都難抗拒高鐵的競爭，就更遑論經營條件每況愈下的台鐵了；而經營條件與勞動條件無法改善就遑論「工地管理」與「營建管理」了。

其實對「工地管理」與「營建管理」漠視的不只有鐵路局，一般公務機關都不太重視，他們的誤解是工地管理或營建管理都很花錢；其實和企業管理一樣、企業管理也是可以賺錢的，只要做得好就會賺錢，所以台灣的民間建築工程之營建管理都做得很好，都做得比公家工程好很多，因為做好營建管理就能減少工料和人力的無謂浪費、還可能加速工程進度提早完工、從而減少資金成本之支出，合法合理的減少成本支出就是增加收益就是幫企業幫股東賺錢；所以台灣的高樓越建越高工地越建越大，這在工地管理或營建管理都能賺很多錢，可惜公家機關或受限於民意機關的牽制杯葛或受限於預算制度或由於行政怠惰、思想落伍遲鈍而難以趕上時代，所以才會有日本朋友上述的印象發言，這是台灣各承辦工程的公務機關都要深切檢討的地方；民眾黨的賴香伶委員呼籲「要成立鐵路改革小組」還不如立法院成立專案小組來監督公務機關的工地管理與營建管理的執行，因為這問題並非只存在鐵路局，當然鐵路局有其應革的地方，但這次大車禍完全是「工地管理」出問題所造成的；事發的第一天花蓮縣長徐榛蔚就跑到現長慰問傷患，我當時還以為是花蓮縣政府的工地，若是縣政府工地那花蓮縣政府當然就要檢討改革；今天因是鐵路局工地（加害人）危害到鐵路局的行車安全（被害人），就是鐵路局工地管理不善而傷害到鐵路局的旅運安全，所以要檢討的當然就是鐵路局的工地管理而非旅運工作，這一點一定要對症下藥，否則不良的工地管理或營建管理還是會傷害到不幸的第三者，像這次就造成250人傷亡的大災難。

國民黨政府逃到台灣後很不重視工地管理與營建管理，大約在四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台塑集團的「施工規範」竟比政府制定的施工規範嚴格完善甚多，其中之一就是「工地管理」，遂開始與當時在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系任教的張維麟教授（後來轉到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任教）一同推動台灣的「營建管理」（包含工地管理），當時台灣尚無這類專業教授，我們以土法煉鋼科際整合方式做研究，直到後來台科大的李得璋博士、王慶煌博士、彭雲宏博士相繼從美國回來任教，我便全部邀請至全國營造公會擔任專業顧問，此時台灣才開始真正有系統地做營建管理之學術研究，其成果也都在民間越建越高越大規模的建築工程中展現出來（當然其中很多是日本廠商來台投資中移植進來的）；惟所遺憾的是公家工程還是不求進步落伍如昔而致今日一個工地管理之疏忽而造成台灣鐵路史上最大的傷亡，一個工地管理之疏忽就造成50條寶貴人命不幸突然消失及200人的輕重傷外加台幣10億元以上的巨大損失，這四十多年來甚至這七十多年來在台灣執政的政黨都要負責任，尤其是國民黨從日本政府接收的是很進步的工地管理制度（請參考福華大飯店暨華南工程公司創辦人廖欽福先生的口述歷史），但在國民黨無惡不作下都荒廢了，取而代之的是「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的貪污舞弊的惡習而做出很多「豆腐渣工程」，這從台灣最近幾次大地震倒塌的都是國民黨政府時代營建的工程但日治時代營建的工程卻都還屹立不倒就可見一般，所以現在立院國民黨黨團在藉勢藉端批鬥林佳容部長與蘇貞昌院長，在我看來非常噁心無恥都搞錯目標弄錯方向，其實最該檢討的是國民黨自己所帶給台灣的災難。

六年國建推動之初，我曾去鼓勵一向不做公家工程的優良營建廠商如東怡營造公司的楊金村董事長和華南工程公司董事長廖修鐘董事長（廖欽福長子、國際知名建築師廖慧明之兄長）參與六年國建工程建設俾便在台灣營建史上名留青史，但廖修鐘董事長告訴我他父親（就是廖欽福）早就交代他們子孫絕不做政府公家工程，因為太「黑」了，北一女中貴陽街旁的那排大樓就是他們做的最後一案公家工程，這是在日治時代正大光明承攬，國民黨政府時代完工驗收竟然吃足苦頭，竟連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收發工友都收紅包，廖欽福問他原來不是沒這種惡習嗎？這工友竟然告訴他「不參與收紅包就會沒工作」，所以原來的白布就被染黑了，從此廖欽福不再做政府公家工程，還交代子子孫孫傳家交代；一個得獎多次的優良廠商不參與公家工程的營建是國家的損失還是廖家的損失呢？廖修鐘告訴我他父親說「我們只要把飯店經營好子子孫孫各代就有飯吃了」。另一個很不幸的楊金村聽了我的「忠告」去參加六年國建工程建設，第一標便是捷運南勢角車站就賠大錢，幾標做下來就賠光了，這位當年王永慶、王永在兄弟及吳火獅董事長最信任的「御用」營建商，全國得獎最多的優良營建廠商就以56歲年富力強之年憂憤而死，這又是台灣營建業一大損失。

台鐵太魯閣號花蓮大車禍案讓我想起四十多年來台灣營建管理的興衰起落，非常感慨；為何日本時代做得很好的到國民黨政府做差了？為何台灣民間企業做得很好的一到政府工程就變成車毀人亡家破人亡呢？這能全怪「完全執政」才六年的民進黨政府嗎？在台灣長期執政的國民黨還有臉檢討別人嗎？台灣人民應睜大眼睛看清事實，絕勿讓國民黨再有混水摸魚機會了。（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