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筆者曾在本專欄拙文寫過「建立合作共享的城市」乙篇，現在筆者再寫這篇「建立合作共享的社會」，兩者有交集亦有聯集，蓋城市亦是一種社會，但社會不一定是一個城市，例如農漁村或偏遠的山村都是一種社會但並非是個城市；中共與俄共在上世紀初葉興起時就將「鄉村企業」或「農村企業」稱為「集體企業」，與「國營企業」和「民族資本企業」三者鼎足而立（後來又搞出軍辦企業、校辦企業及個體戶）而建立「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這裡所謂的「集體企業」其實大多數是「合作社企業」，如蘇聯和以色列的「合作農場」；中國則比較複雜，在新中國剛建政時的1951年，劉少奇和鄧小平開始搞「互助組」其後升格為「初級合作社」再經毛澤東親自指示升格為高等合作社，最後把生產與消費、政治生活全部融為一體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下設有很多「生產大隊」在下還有「生產中隊」「生產小隊」；從此鄉鎮人民政府由生產大隊所取代（直到改革開放時才恢復），農漁村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社會生活都包含在「人民公社」之中，而人民公社由共產黨所掌控指揮甚至包辦，這也是中共很方便徹底實施「以黨領政」的原因，蓋人民的經濟生活都全被共產黨所掌控了，名為吃「大鍋飯」，但若不聽黨的指揮照黨意思辦事就很可能被黨「甩鍋」而沒飯吃或吃不飽；在電影「活著」中鎮長對民眾說「實施社會主義後大家就不怕沒工作不怕沒飯吃了，國家會給你工作、會給你飯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想吃公共食堂的自己也可以在家中開小灶」，當然鎮長只說對一半，因為國家給啥工作或給自己無法負擔的工作，或公共食堂的菜飯都被搶光了就只能到郊外摘些野菜回家開小灶，這就是「人民公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經典；「人民公社」算是最經典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是最極端的社會主義，其對社會之慈悲良善就要看最高主政者的心態與做法了，若執政者像國民黨自私自利的中飽私囊、假公濟私、國庫通黨庫再通私庫，以私害公的作法，那全國一年餓死幾十萬人也是簡單容易之事。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兩極對應的是法國社會主義學家皮耶‧約瑟夫‧普魯東的「無政府注意」，這兩者都非吾人所肯定贊成的，不過普魯東的「互惠共生」論倒是可以給貧窮的民眾創造一些生活的求生機會，他主張以互助互惠、以物易物來減少資本家的中間剝削，讓較弱勢的經濟弱者可以增加物質生活的價值，這些主張在較經濟基層的民眾因避免中間剝削而提升經濟利益，是國有主義和資本主義中間可彌補一些經濟失調的現象，所以我常說社會經濟應是第三部門的功能，不應是取代國有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的角色。

筆者在「建立合作共享的城市」中曾經探討有關城市的共享經濟，故本文將主要探討鄉村的共享經濟；一般而言，和城市經濟相比鄉村經濟是較弱勢的，而且經濟資源較少或開發較慢或國內外資訊流通較差，人力資源也不若城市的豐盛，所以更需要以「合作經濟」與「共享經濟」來整合經濟資源、結合經濟能量進而提升經濟生活水準。

我在課堂上時常講一個「初級合作社」的「共享經濟」故事；甲學生到書局買一本經濟學教科書，每本三百元，老闆說買二十本打九折、買三十本打打八折、買四十本打七折，結果甲學生就回到班上開會決定集體去買四十本教科書共花了8400元，節省3600元，這就是「初級合作社」的共享經濟；早期蔣家父子在台灣實施威權統治的時代，學校教科書尚未自由化，全部以「反共意識」在教育學生，台北市重慶南路一大堆書商全是外省籍人士，而且大部分是上海幫或江浙幫，他們提著一只小手提箱就遊走各中學和校長談回扣提暗盤，結果一大堆書商都大發橫才，置別墅開小公館的是小Case，把大老婆和小孩送到美國加拿大當新僑的大有人在；這就是政府不實施「合作社經濟」「共享經濟」的壞處，許多教科書的巨大利益都流入校長私人口袋和書商的財庫中，學生或家長只能當肥羊任人宰割剝削；相反的，毛澤東於1927年9月到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崗山成立中共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建立中國第一個「瑞金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就在這裡推行「合作社經濟制度」，然後「殺土豪分土地」，他在「井崗山上的鬥爭」詩篇最後一段就是「收拾金甄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分完田後，佃農或農奴都升起來當小農戶，毛澤東在這裡輔導他們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農產品供銷合作社，讓瑞金一個小山城竟然成為聞名共產國際的新興城市，人口將近三十萬人（其中超過十萬人是共產黨員），堪稱1930年代蔣介石主政的「黃金的十年」中全中國進步最神速的城市。那時有句名言是「南京北京不如瑞京」（因瑞金是中華蘇維埃政府首都故中共亦以「瑞京」稱之）；反觀蔣介石主政的「黃金十年」在「九一八事變」後幾乎全化為烏有，因有人藉機在發國難財而做了一大堆「豆腐渣工程」；國民黨文武大員在美國瑞士的存款越來越多，中國人民卻越來越窮，國力越來越弱，等到中日戰爭正式開戰，蔣介石只好開始跑給日軍追殺，最後躲到重慶黃山山洞內藏命，就像國共內戰慘敗後蔣介石又跑到台灣北部的草山中藏命一樣。

再說毛澤東將瑞金發展成中國新興的山城，人文薈萃物產豐富人民豐衣足食，讓蔣介石很難堪很便祕很難過，只好發動五次大圍剿，前四次國民黨的「國軍」都讓共軍給胡了，第五次蔣介石動員了百萬大軍大圍剿中共的十多萬紅軍，人數與武器裝備都相當懸殊，而偏偏此時中共陣營中爆發大鬥爭，軍事指揮權落入莫斯科回來的「國際幫」博古（本名秦邦憲）與德國顧問李德手中，因這些「國際幫」對國共主客觀形勢都不夠深入了解，因此就讓蔣介石打了生命史上難得的一次大勝仗，中共亦開始歷史上最大的建國偉業開端的「長征」（國民黨說是大逃亡），從此以後中共一直長征到新中國建立為止。

毛澤東離開瑞金以後，蔣介石派蔣經國到贛南當行政專員管理包括瑞金在內的11個縣（當時叫贛州），蔣經國非常感佩共產黨治理下的瑞金地區，就「毛規蔣隨」讓贛州其他10個縣全部推行「合作社化運動」實施計畫性經濟，讓非常貧瘠的贛南山區創造空前的榮景生機，這也是蔣經國在中國大陸時期最顯赫的政績，至死一直被傳誦。

新中國建政後國家一窮二白，因中日戰爭一結束蔣介石便開始發動「剿匪」戰爭，國共內戰前後打了四年，整個國家從城市到鄉村都變成廢墟，這期間中共在「解放區」（約佔全國六分之一土地、大部份在山區）陸陸續續實施「合作社化」的計畫性經濟制度，新中國一成立便在鄧小平建議下全國農村實施「合作社化」開始振興農業經濟，因此1950年全中國便農業大豐收，毛澤東在1950年10月建國一週年寫的「一唱雄雞天下白」就寫到「長夜難眠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韆、人民五億不團圓」（這段是寫國民黨統治到滿清末年國家社會的狀況），下面第二段是寫新中國成立一年國家社會歡樂的景象：「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于闐在新疆省）；從詩中可看出人民豐衣足食歌舞昇平詩人吟詩大會都是空前的熱鬧，竟連在新疆的于闐都有音樂在演奏助興同樂。這是新中國建政初期實施農業合作社化的社會經濟榮景，可惜後來毛澤東將其發展改制成集「黨政經軍社」於一體的人民公社而破壞了合作社的「自由入社民主管理經濟民主自由」的特性，整個合作社化就變調走樣了。

非常親共的印尼蘇卡諾總統領導獨立建國成功後亦開始實施「合作社化」運動，可惜政治不清明貪污風氣太嚴重而被蘇哈托將軍領導政變推翻了，不過蘇哈托的政府也是貪腐風氣鼎盛高居南洋各國之冠，加上他為建立「新秩序」而實施獨裁專制統治，又大量濫殺掌控印尼社會經濟大權的華人領袖而招致人民的不免而諳然下台；所以不管是哪種經濟制度只要是不清明貪污風氣太盛最後必將被人民所唾棄，這不論國民黨或共產黨也不論是蘇卡諾或蘇哈托，只要大舉貪汙讓人民無法忍受，作終必為人民所厭惡而見棄，最後只好臉面無光祖上蒙羞的逃離曾經光宗耀祖的政壇。

其實只要政治清明、世界上很多實施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國家如北歐四國、以色列等都是世界經濟的強國，國民所得都是名列世界前茅；其他還有一些實施資本主義國家如德國之「住宅合作」、日本的「信用合作」、新加坡的「消費合作」、馬來西亞的「農業合作」、韓國的「中小企業合作」等合作經濟制度都很發達，足堪各國之學習。

農村由於資源較少故可利用「合作共享經濟」的項目者很多，如人口較少不符興辦公辦的幼兒園或安養院、又無法吸引民間來投資，故由社區興辦「托老」或「托幼」變成非常可行的做法；又如偏遠鄉村或山區部落可推動「共乘」來解決交通不便或交通費太高問題，亦可發展「共食」或「公共食堂」解決經營餐館不符經濟規模問題進而豐富每餐的菜色，不致因家庭人口簡單難以每餐享用較豐富多樣的菜餚；另外還有共享娛樂的問題，猶記半個多世紀前台灣少棒、青少棒、青棒年年拿世界盃冠軍，或是雲州大儒俠史艷文布袋戲瘋迷全國的時代，那時的鄉下電視還不普及，很多人都群聚在有電視家庭觀看電視共享娛樂，現在電視當然已經非常普及，但還有一些社區組織社區國標舞團或排舞隊或合唱團、薩克斯風樂團等共享娛樂同時也建立社區營造的藝文風氣；這也是我時常說的「合作社是社區總體營造非常重要的元素」，利用社區營造可以組織油畫班、書法班、繪畫班、國畫班、民謠歌唱班等等都是共享娛樂的一種，當然亦可發展成「動畫」「卡通」「攝影」「錄影」等多媒體製作學習，這些都是「共享」娛樂的一環，說不定哪天悟出道理而練成第二專長的專業；而在資源較少的鄉村也只有依靠「共享經濟」「合作經濟」才有這些終身學習或樂齡學習的機會，所以為了讓越來越老人化的社會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共享，我們政府和社會尤其是社區一定要建立發展成「合作共享社會」，讓整個社會不論是城市或鄉村都能共享社會資源，俾能縮短城鄉差距，充實鄉下人的生活內涵。（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